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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有《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1996)、《文化批评往何处去》(1998)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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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危机不是“西方民主”的危机  

2015-08-05 03:14: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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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危机不是“西方民主”的危机

 

在网上读到一个《希腊危机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危机》的帖子,帖子说,“无耻的极左政客, 会许诺各种高福利来诱惑底层民众, 换取选票。大众以为可以不干活,就能享受美好生活。……我看不出西方民主制度如何能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姑且不论导致希腊危机的多种经济、文化、宗教原因,单就希腊公投,大多数选民拒绝接受国际债权人提出的救助方案这件事情而言,很难说这就是“西方民主”的运作或危机。

这次希腊公投具有明显的民粹特征,与当今西方国家里以宪政和法治为制度保证的自由民主是不同的。在一个政治与经济制度健全的自由民主国家,民主是专门决策机构的权威基础,而不是它们的决策程序。专业性很强的国策决定必须,也只能由专门的权威机构做出。例如,我们不能设想,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决定交由公民表决来决定,或者该由最高法院裁决的案例却通过公民表决来裁定。只是在民主制度无法产生民主运作所必不可少的特定具体机制权威时,公民表决才成为民主决策的代替品。它很可能只是民主决策的赝品,因为它包含对“自由”构成威胁的民粹主义因素。

坚持专业的决定必须由专门的权威机构作出,这并不违反民主的原则。正如政治学家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在《成为民主人士的三种方式》(Three Ways to Be a Democrat)一文中所说,无论是经济学家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还是精神病和指纹专家在刑事审判中的作用,“明智、民主地使用专业知识,应该服从通过制度设计的外行控制。这就像陪审团,其作用是限制专横倾向,而不是限制深奥(知识)内容”。也就是说,民主的意义在于,在宪政和法治的制度设计中包含“外行”(公众)的监督作用,既不把公众只是当作被动的“被代表”(因而将他们实际排斥在外),也不强迫他们承担他们实际上无力承担的责任。

国家需要权威,也需要负责任的领导者。不负责任的政客们却会把重大的决定责任推给群众,成功是他们领导有方的功劳。失败是群众自己必须承担的后果。

民主并不仅仅是“公投”或“选举”。民主涉及的不只是产生政府的过程,而且更是设置政府的目的。它涉及的是自由、平等和人的尊严的基本价值,使之不受来自无论何方——国家、教会或是社会内部大多数人——的胁迫。它是自由的,因为它的目的就是保护每个人不受奴役。它是宪政的,因为它把依法治理置于政治的核心地位。这样的民主被称为“自由民主”,与民粹的或其他形式的“大民主”是有所区别的。

著名美国记者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自由的未来》(The Future of Freedom)一书里指出,“在西方,民主就是‘自由民主’,政体不但有自由而公平的选举,而且也具备依法而治、分权制衡、保障言论、结社、宗教和财产等等”。他甚至认为,这些“宪法自由主义”的权利“其实与民主没有什么关联性。而且两者,即使在西方也不必然一直都结合在一起。毕竟,希特勒是经选举出任德国总理的”。今天,“在一些地方,如中亚,选举实际上是替独裁者铺路。在其他地区,民主选举加剧了种族紧张和团体之间的冲突”。在这些地方,尽管有民主,但自由则遭挤压。

有人以《西式民主救不了民主摇篮的希腊》为题讨论这次希腊危机,似乎是在借希腊危机迎合时下不少人对民主失败的幸灾乐祸和对“西方民主”的嘲笑。它似是而非的逻辑是:古希腊是西方民主的源头,而今天的希腊证明,从这个源头流淌而来的“西方民主”之水是不洁的,甚至有毒的。

其实,古希腊的“自由”和“民主”都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意思。正如扎卡里亚所指出的,当古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说,希腊人是“自由的人民”,“他指的是希腊人不是被异族征服或控制的奴隶。今天我们会称之为‘独立民族’,或是拥有‘民族自决’的地位。按照此一定义,朝鲜人民今天也是自由的”。今天我们所用的“自由”概念是从罗马人而不是从希腊人那里来的,罗马共和有分权政府、选举任期固定的官员、强调法律平等,这些成为后世自由宪政的典范。

法国启蒙哲学家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早就指出,希腊民主经常“把个人置于集体权威之下”。这与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则——服从多数人的决定,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也是不相符合的。因此扎卡里亚说,“公元前4世纪,希腊民主据称达到完整的极致。就在此时,人民议会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将当时最伟大的哲学家处死,罪名是教坏青年。处死苏格拉底,其本质是合乎民主的,但不符合自由。”

越是在需要专门知识的问题上,民选政治领袖就越需要扮演选民“受托人”而不是单纯“代理人”的角色。这是因为在这样的问题上,民众极容易要么没有观点,要么没有可靠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数人头是没有办法获得最佳共同决定的。这时候,民选政治人物的责任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是如著名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1774年对布里斯托尔地区选民的著名演讲中所说的那样,提供“他的公正的观点、成熟的判断、开明的良知”。在这次希腊危机中,希腊的政治领袖没有能做到这些。这本来不过是希腊政客领导能力的危机,将此说成“西方民主”或“自由民主”的危机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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