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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有《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1996)、《文化批评往何处去》(1998)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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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改造”的实录与思考   

2014-11-16 08:3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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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改造”的实录与思考

徐 贲

 

201411月,一篇《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史必然性》文章引起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遭遇以及何种“历史必然性”的关注。这个时候阅读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和杨奎松的《忍不住的“关怀”》便对我们更有温故而知今的意义。

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一波又一波“思想改造”的暴风骤雨中无助地接受命运的摆布,他们遭受的厄运——那种来自生存逆境的批判和羞辱,以及以此如影相伴的惊恐、迷茫、顺从、自虐、进退失据和不知所措——一直在今天的各种回忆文字中被叙述。但是。历史家不能满足于单纯的事件叙述,他们所关心的不只是“发生过什么”,而且还更要追问“为什么”。“为什么”是历史学家所需要特别贡献的深度思考。陈徒手研究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故国人民有所思》,它的“有所思”应该是一位历史研究者在叙述“过去事实”之外的心之所系。

然而,应该说,作者在书里直接作出的“有所思”并不多,反倒是他的叙述方式往往会触动读者,让他们自己有所思。例如,在对俞平伯遭批判的叙述中有这么一段:“高校的纷争乱象开始呈现,人人自危,相互牵扯。北师大中文系教授李长之准备写三篇文章,分别是批判俞平伯、胡适和检讨自己。而北师大中文系主任黄药眠却把批判目标对准李长之,认定李长之在《文学遗产》所发的有关陶渊明的文章有问题。黄布置下属引发李的文章准备讨论,展开斗争。北大中文系教授魏建功感喟道:“ ‘三反’是脱胎换骨,这次要刮骨疗毒。”同在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周祖谟只能拿王佩璋替俞平伯写文章之事作为批判的话题,说俞找别人写文章、署自己的名字是严 重的剥削行为,而自己未能很好劝阻,必须做出诚恳的检讨。”

这段叙述的前半部分是说北师大的事,后半部分说的则北大的事,合在一起,加强了叙述的效果,让读者对知识分子的“内讧” 有了深刻的印象。这种狗咬狗式的“内讧”不仅是对知识分子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成功战绩,而且有效地迫使他们在自我羞辱中自我沉沦。在对知识分子的集体迫害中,每个个体的知识分子都负有助纣为虐的罪过,那些一向重视甚高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沦落到这样一种可悲的境地之中呢?

也许历史叙述不是一个为这类问题提供充分解答的地方,但是,阅读这样的历史却会唤醒寻找一个解答的要求。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著名实验所说明的那种“对权威的服从”是否可以提供某些解答呢?1949年以后,整个中国社会都被构建成一个巨大的思想改造和驯化的“服从权威”实验室。在这样一个被彻底控制了的,而且极为成功的社会实验中,个体知识分子的性格差异能影响或改变最后的结果吗?

杨奎松的《忍不住的“关怀”》让我们看到,,他所研究的三位著名知识分子,张东荪、王芸生和潘光旦,虽然个人性格和驯化过程各不相同,但最后的驯化结果却并没有什么区别。这样的传记式叙述并没有刻意把1949年后知识分子的厄运与一个时代的巨大驯化工程联系起来。相反,它似乎把知识分子在政治虐待下的遭遇归咎于具体个人的某种性格弱点,尤其是归因于他们不该自不量力地参与了本不胜任的政治,“坦率地说,政治理应是那些渴望展示自身能力并热衷于用权力造福一方的理想家的事情。一介书生,放着自己喜欢的学问或擅长的文学不做,放着自己爱的人不能去爱,为什么非要跨界去搞什么政治呢?”然而,这个问题之所以在中国成为问题——它在许多别的国家并不是一个问题——却显然完全是由他们那个时代的巨大驯化工程所造成。

杨奎松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看到的“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的一群;最后,他们却成了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的一群。”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厄运似乎是由他们自己错误的自我社会定位和“不安分”的政治抱负所造成,是他们为“自以为是”和“自不量力”付出的代价,因此是咎由自取,活该受罪。责怪受害者是一种历史逃避而不是一种历史解释。“少数”思想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仅咎由自取,而且还引发政府打击面扩大,连累了其他知识分子,这当然也是一种对历史发生“为什么”的解释。然而,这个解释所涉及的关键问题,也就是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却并不能从知识分子该不该过问政治或该不该有所关怀来得到一个简单的解答。同样,今天试图简单地用“历史必然性”来回答这些问题,它本身就是某种思想驯化或服从的结果。

人们一般把知识分子的驯化归咎于极权统治强加的政治压力,为了统治的稳定,新的政权需要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强迫他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上认同已经改朝换代的新统治者。政治压迫确实是一个促成的因素,但解释像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集体自虐和沉沦这样的重大的变化,决不能忽略他们思想的内在因素。法国社会学家雅克·埃吕(Jacques Ellul)在他的宣传研究中发现,现代社会中最容易接受宣传的其实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吸收二手的、无法证实的信息神话比一般人来得多,他们总觉得需要对一些重要的事情或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格外需要借助宣传提供的一些现成看法。而且,他们会把不知不觉中接受的宣传误以为是自己新想法。由于他们是与意识形态语言接触最多的一个阶层,他们自己的语言往往不知不觉地成为统治意识形态语言的一部分。接受这种宣传的结果便是所谓的“思想改造”。

埃吕还指出,思想改造的两个机制因素是组织化的环境和批判语言。典型的组织化环境是“单位”和“开会”,在单位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掌控下,“开会”的目的不是讨论问题,而是强迫特定的批判对象承认错误。处在这种环境中的个人无法与他人平等对谈,他被彻底孤立、随时遭受攻击和羞辱、感到恐惧,他的心理抵抗力会消失,思想也就会听由他人摆布。批判语言既是语言暴力又是条件反射的训练,一个人处于这种语言的密集斥责、声讨、命令、训导的控制之下时,必然会陷入一种失语(“无言以对”)的恐惧,他的思考能力会迅速退化和衰竭。思考能力的退化开始也许只是强制性外因的结果,但是,结果也可能成为原因,它强化了最初的原因,导致了相同结果的强化,如此循环和扩展,造就了整个知识分子群的集体“思想改造”。就揭示思想改造的组织和语言机制对人的精神伤害而言,《故国人民有所思》和《忍不住的“关怀”》都为读者留下了很多的思考空间。

历史中发生的事件未必都一定就有了“必然性”。在历史解释中和在刑事辩护中一样,所谓“必然性”(necessity)是一种开脱,指的是不能不如此,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因此,必然性是一种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辩解,而不只是一种对过去发生的描述。如果过去的事情,不管好坏和对错,都因为是在历史中发生而自动获得合理性和正当性,那么,那里还需要我们对历史作批判的反思并由此吸取历史灾难的教训?避免历史灾难的重新发生应该是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社会使命,这就要求历史学家认真对待过去灾难事件的人为过失原因,而不只是用所谓的“必然性”为之进行没有说服力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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